海蛏肥美，小章鱼脆弹，每一种都是大海的馈赠——夏日到海边 就爱那口鲜

□融媒体记者 吴拏云 文/图（除(chú)署名外）

泉州自古桥梁众多，在此背景下，记述造桥、修桥历史信息的(de)(de)桥碑应运而生。桥碑起初只为简单(jiǎndān)记录修桥者(zhě)、捐资者姓名以及修桥时间等，之后渐渐承载了更为厚重的信息，甚至成为在地文化的一种精神载体。每一块古桥碑，都是时光长河里凝固的驿站，是人生旅途中矗立(chùlì)的无声丰碑。

泉州府(fǔ)文庙洙泗桥桥碑

泉州府(fǔ)文庙广场前的八封沟上有洙泗桥，桥畔立有“洙泗桥”桥碑(qiáobēi)。此碑高227厘米(límǐ)，宽92厘米，厚18厘米。桥碑正中央“洙泗桥”三字榜书竖排，雍容方正，尽显庙堂之气。碑的左下方小字竖书“嘉靖乙卯冬立石”。嘉靖乙卯为(wèi)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，如此一算，这块桥碑已有(yǐyǒu)470年的历史。

“洙泗(sì)”二字具有深厚的文化渊源。孔子晚年(wǎnnián)在山东的洙河、泗河之间设立洙泗讲堂，传道授业。孔子去世后，洙泗讲堂成了纪念(jìniàn)和祭祀孔子的重要场所。唐时(tángshí)，唐太宗李世民加封孔子为“先圣”，唐高宗又加封孔子为“文宣王”，所以洙泗讲堂又称(yòuchēng)先圣讲堂。到了宋代，孔子被加封为“先圣文宜王”，成了“至圣”“万世师表”。元代，洙泗讲堂改称洙泗书院(shūyuàn)。明嘉靖三年(sānnián)（1524），山东巡按御史李献(lǐxiàn)重修洙泗书院，正殿三间用以祭祀孔子及儒家“四配(sìpèi)十二哲”，东庑、西(xī)庑用以祭祀孔子众弟子，自此奠定洙泗书院格局。因圣人圣迹，“洙泗”成儒学文脉的重要象征之一。所以，一般祭祀孔子的地方常会出现与“洙泗”有关的风物。

宋人李弥逊有(yǒu)诗曰：“洙泗流风远，仪型世有人。”孔子(kǒngzi)思想与儒家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和(hé)根基，是人类文明宝库中东方智慧(zhìhuì)的瑰宝。纵然许多事物“逝者如斯夫”，但有的却能历久弥新，与时间同趋永恒。古时，这座洙泗桥是泉州士子进入府文庙的必经之路，见证一代代鸿儒硕学的奋斗足迹。而今(érjīn)，府文庙依旧以其独特的氛围吸引着(zhe)无数学子前来感受文化熏陶，洙泗桥青石板上回响的正是(zhèngshì)新时代的杏坛弦歌。

离洙泗桥不远的后城街八卦沟边祖师巷内，还站着一方清康熙(qīngkāngxī)五十二年(wǔshíèrnián)（1713）所立(suǒlì)的《泉州(quánzhōu)文庙洙泗桥示禁碑》。此碑原立于洙泗桥旁，后移至今处。碑文晓谕(xiǎoyù)府文庙附近邑民不可侵占府文庙的桥沟等地，否则一概究治。从此一碑，亦可见数百年来为守护泉州文化心脉的努力。

王十朋(wángshípéng)与蔡襄“隔空对话”

洛阳桥(luòyángqiáo)桥中亭碑刻不少

泉州民间有谚语：“站如东西塔，卧如洛阳桥。”从(cóng)这句谚语亦不难看出，泉州人对于洛阳桥的喜爱。这座跨海石桥的建造始于宋皇祐五年（1053），当时由泉州开元寺僧人宗已和郡人王实、卢锡合力筹建，但最初因资金、技术、人力等(děng)现实问题(wèntí)，造桥工程并不顺利。嘉祐三年（1058），名宦(mínghuàn)蔡襄二度出知(chūzhī)泉州，洛阳桥的建设迎来了“历史(lìshǐ)最强援”。在蔡襄的亲自督办下，经艰苦(jiānkǔ)努力，洛阳桥终于在嘉祐四年（1059）十二月建成，历时(lìshí)6年8个月。落成后的洛阳桥（万安桥），成了当时泉州北上福州乃至内陆腹地的交通枢纽，在泉州水陆复合运输网络(yùnshūwǎngluò)的发展中具有开拓性的里程碑意义。自宋而下，立于洛阳桥桥中亭及(jí)附近的石碑刻众多，它们汇聚成该桥的“碑林博物馆”，共同承载漫长岁月里的记忆，讲述着古桥(gǔqiáo)曾经的岁月，也是如今游览(yóulǎn)洛阳桥的一大亮点。

蔡襄的《万安桥记》碑书法雄浑(xiónghún)朴茂

《万安桥记》碑是第一(dìyī)方讲述该桥故事的桥碑，碑文由蔡襄亲书：“（万安桥）渡实支海，去舟而徒，易危而安，民莫不利。职其事者，卢锡、王实、许忠，浮图(fútú)义波、宗善等，十有五人。既成，太守莆阳蔡襄为之(zhī)合乐宴饮而落之。”碑记落笔镌史，也令造桥的主事人名垂青史。《万安桥记》现存碑刻分上、下二碑，上碑为北宋(běisòng)原刻，原露天立于洛阳桥岸左，宣和(xuānhé)间（1119—1125）由蔡襄曾孙(zēngsūn)蔡桓拓本重刻立于洛阳桥南蔡襄祠内(cínèi)。此碑不仅书法雄浑朴茂、端庄沉稳，而且文字精练(jīngliàn)，镌刻精致，被今人誉为文、书、镌“三绝”；下碑为1963年摹拟原作(yuánzuò)重刻。《万安桥记》碑具有极高价值，堪称(kānchēng)“闽地桥梁第一碑”。

南宋状元名臣王十朋是蔡襄(càixiāng)的(de)(de)“小迷弟”。南宋乾道四年（1168），57岁的王十朋出知泉州，虽然已近(yǐjìn)耳顺之年，但王十朋对于蔡襄的炽爱未曾消减半分，一到泉州他便四处寻访与蔡襄有关的遗迹，洛阳桥(luòyángqiáo)(luòyángqiáo)(luòyángqiáo)自然(zìrán)也是非去不可的。在参观完洛阳桥与《万安(wànān)桥记》碑，并至桥南蔡襄祠内祭拜蔡襄后，王十朋感慨之余，写下《洛阳桥》诗：“北望(běiwàng)中原万里遥，南来喜见洛阳桥。人行跨海金鳌背，亭(tíng)压横空玉虹腰。功不自成因砥柱，患宜预备有风潮(fēngcháo)。蔡公力量真刚者，遗爱胜于郑国侨。”之后，又赋《蔡端明祠堂》诗曰：“公昔自禁从，再来临此邦。河梁一何壮，笔力独能扛。政绩留南纪，祠堂枕大江。山川与人物，今古两无双。”这无疑是他与蔡襄的“隔空对话(duìhuà)”。后来，王十朋也向蔡襄学习，在泉州履职期间，关心民瘼，清节似水，播德宣猷，深受泉州吏民爱戴。蔡襄、王十朋，两代名宦的故事，成为洛阳桥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
纵览(zònglǎn)历史，自洛阳桥建成的(de)900多年来，历朝历代组织过17次修复工程。与洛阳桥重修相关的桥碑，如《泉州府修万安(wànān)桥记》《重修洛阳桥碑记(bēijì)》《重修万安桥记》《重修万安桥北记》《清嘉谟重修万安桥碑记》《清沈汝瀚重修万安桥记》等，也为后世记录了(le)洛阳桥的“独特履历”。

独特的(de)《剔奸保民》碑

安平桥公园风景如画（陈起拓(chénqǐtuò) 摄）

安平桥(ānpíngqiáo)，俗称“五里桥”，又名“西桥”“安海西桥”，横贯于闽南(mǐnnán)沿海的晋江安海和南安水头，是中世纪(zhōngshìjì)世界最长的跨海梁式石桥。该桥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（1138），绍兴二十二年（1152）全线贯通(quánxiànguàntōng)，投入使用。长久以来，安平桥这一伟大的桥梁工程为民众所称赞，以“卧龙(wòlóng)”“巨虹”等壮丽称号闪耀于碑刻、志书、文献(wénxiàn)、诗赋之中。

《重修安平桥(ānpíngqiáo)记》碑是安平桥留存下的最早(zǎo)的桥碑，勒于(yú)明天顺(shùn)三年（1459）。现碑嵌于桥的中亭东侧墙体，碑额篆书横排，碑文则(zé)为楷书竖排。碑文启首一句便写道：“安平桥者，乃(nǎi)宋绍兴间有室赵令(zhàolìng)衿摄郡作成之……”赵令衿系宋朝宗室，宋太祖赵匡胤次子燕王赵德昭的玄孙(xuánsūn)，绍兴二十一年（1151）出任泉州太守。《泉州府志·名宦》记载(jìzǎi)他“博学能文，在郡留意教养，在任十几年，大有政绩”。赵令衿在泉时最大功绩就是促成安平桥的建成(jiànchéng)。宋绍兴八年（1138），僧祖派始建安平桥，安海(ānhǎi)海商黄护、僧智渊带头捐钱倡建。由于工程浩大，造桥进展缓慢。绍兴二十一年赵令衿出守泉州后，续建安平桥，越年建成。因桥全长约五华里，故别名“五里桥”。安平桥不仅(bùjǐn)长，形式也不单调。它的桥墩采用花岗岩条石横直交错叠砌而成，有长方形、单边船形和双边船形三种形式。安平桥的建成，不但便利民间往来，对于繁荣当时的泉州社会经济，发展海外贸易(màoyì)，同样(tóngyàng)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《南安县志》载有赵令衿撰写的咏安平桥诗：“为问平安道，驱车夜已分。人家无犬吠，门巷(ménxiàng)有炉熏(xūn)。月照(yuèzhào)新耕地，山收不断云。梅花迎我笑，为报小东君。”赋诗之余，赵令衿还亲撰《石井镇安平桥记》碑文，记述建桥经过并描绘桥梁(qiáoliáng)之雄伟外观，同时表明他对建桥事业的重视。惜原碑早废(fèi)，碑文尚见载于《安海志》中。

安平桥(ānpíngqiáo)上迄今保存着众多的(de)碑记(bēijì)、石刻，详细记载着建桥历史和历代修葺等(děng)方面的史实。根据碑记石刻载述，由明至清，安平桥共有15次重修，其中比较重要的修缮有7次。在安平桥中亭周围的十几方古代重修碑记中，最早的是明天顺三年，最晚的是清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。其中一方《剔奸保民》碑是古代廉政文化的重要记录。清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），盐馆干办(gànbàn)洪达借派销(pàixiāo)食盐之机，向安海民众额外勒索盐税，导致民怨沸腾。当地百姓(bǎixìng)柯思淑等人联合向官府申诉，最终由道台谭尚忠受理此案，查实洪达的违法行为后予以严惩(yánchéng)，并免除冗税(rǒngshuì)。案件审结后，于乾隆二十八年立《剔奸保民》碑于中亭，以警示(jǐngshì)官吏、守护民生。

清代官员徐汝澜在出知晋江时，曾修缮晋江旧铺桥(qiáo)、惠济桥两座古桥，后来(hòulái)他又两度参与重修安平桥。在这期间，他也由晋江知县一职，擢升为台湾知府(zhīfǔ)，再迁任泉州知府。安平桥上有(yǒu)三方碑刻与徐汝澜有关：一方《重修安平桥记》碑今在安平桥中亭，碑文由时任台湾知府的(de)徐汝澜亲(xúrǔlánqīn)撰。碑文细述了徐汝澜捐俸议修安平桥，绅士耆老踊跃参与，于清嘉庆十二年(shíèrnián)六月至隔年九月修缮了安平桥的过程。与该碑并立(lì)的还有一块《万古流芳》碑，记载此次重修安平桥士民捐资之芳名录。这两方碑刻均(jūn)立于清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。在中亭另有一方《重修安平桥记》碑，是清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）立，同样是徐汝澜撰文，此时的他已出任泉州知府。碑额浮雕双龙护牌，牌中(páizhōng)竖刻篆书“皇清”二字。碑文记述清嘉庆二十年徐汝澜知郡事(shì)再至泉州，得知安平桥桥圮后捐俸倡议重修。修桥工程于嘉庆二十一年夏仲告竣。徐汝澜修桥不仅(bùjǐn)为地方建设作出贡献，也为他赢得了士民的赞誉(zànyù)，攒下(zǎnxià)良好的官声。后来民众还为徐汝澜建长生祠于晋江龙山寺东。

1938年，弘一大师由漳州经同安梵天寺前往安海时，路过安平桥。感怀于古桥的雄健，大师立于桥上，静听潮音低徊，心驰而神往。后来弘一大师驻锡于安平桥上的水心亭澄渟院，达一个月之久。在此期间，弘一大师书写条幅数百广结善缘，并撰下“如来境界(jìngjiè)无有边际(biānjì)，普贤身相犹如虚空”“戒是(jièshì)无上菩提(pútí)本(běn)，佛为一切(yīqiè)智慧灯”等楹联，传为佳话。

石笋桥，今称笋江桥，位于鲤城区新门外“石笋”古迹附近的(de)笋江上，曾名(céngmíng)履坦桥、济民桥、通济桥(tōngjìqiáo)、浮桥等，始建于宋。旧时其南岸有妈祖(māzǔ)宫、观音寺、浮桥古街，北端连接黄甲街(huángjiǎjiē)、接官亭、山川坛，曾是泉州古城通往西南方向的乡村和同安、厦门、南安、安溪等地的交通要道。

笋江旧以舟渡，北宋皇祐元年（1049），泉州知州陆广始(lùguǎngshǐ)造舟为梁，建(jiàn)“浮桥”以渡行人。嘉祐六年至(zhì)八年(bānián)（1061—1063），泉州知州卢革及僧本观重修，又于两岸作亭以翼卫，改名“济民桥”。元丰七年（1084），转运(zhuǎnyùn)通判谢仲规复修，更名“通济桥”。

南宋(nánsòng)绍兴三十年（1160），提刑官陈革与其(yǔqí)弟陈知柔共同谋划，签书枢密院事梁克家、僧人文会从旁臂助，将浮桥(fúqiáo)改建为石桥。工程至乾道五年（1169）完工，耗时近10年。改造后，桥梁成为(chéngwéi)石质平板(píngbǎn)桥，桥面由94块(kuài)1米多厚、14米长的(de)巨大条石铺成。为解决(jiějué)两桥墩(qiáodūn)间的跨度过长问题，桥梁还采用“伸臂式”的砌筑方法。这种(zhèzhǒng)伸臂结构设计最早(zuìzǎo)见于(yú)中原地区，宋时应用于泉州桥梁上，无疑体现出泉州对中原地区先进桥梁建造工艺的继承。尽管此时桥已成为石桥，但民间一直(yìzhí)保留“浮桥”称呼至今。乾道六年（1170），泉州太守王十朋出城迎接贵宾时途经石笋桥，得以“过而观之”。王十朋作诗纪曰：“刺桐为城石为笋，万壑西来流不尽。黄龙窟宅占江头，呼吸风涛势湍紧。怒潮拍岸鸣霹雳，淫潦滔天没畦畛。行人欲渡无翼飞，鱼腹蛟涎吁可悯……世无刚者桥岂成？名(míng)与万安同不泯。”对陈革等人的造桥功绩，赞不绝口。诗文亦如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泉州人特有的精神气质。“世无刚者桥岂成”绝非浮夸(fúkuā)之辞，而是泉州人在面对浩瀚江海时用意志(yìzhì)熔炼出的兴桥宣言，字里行间浸透的是闽南人“爱拼敢赢”的勇毅与开拓精神。

据(jù)《重修通济桥记》载，南宋庆元年间（1195—1200），僧了性在石笋桥北复修三(xiūsān)小石桥，于是(yúshì)“桥之北相贯联络，以达于临漳(línzhāng)之门”。这三小桥后被称为棠阴桥(yīnqiáo)、甘棠桥、龟山桥。三座小石桥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仅留残迹，现已修复。《重修通济桥记》桥碑旧已佚，碑文见《晋江县志》。

古时，“笋江夜色(yèsè)”为泉州八景之一(zhīyī)。相传，每逢月上中庭，由石笋桥上向下观望，桥孔间即会倒映出一轮明月，其景如画，令人痴醉。

施琅(shīláng)将军曾捐俸修复浮桥（石笋桥），桥岸边现存康熙(kāngxī)年间重修碑记。

不过，石笋(shísǔn)(shísǔn)桥(qiáo)也是命运多舛的。明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）五月，倭寇袭击泉州时(shí)，曾在石笋桥上驻扎29天，后又经此攻打南安，封楼和(hé)官民廨舍化为焦土。嘉靖四十年，官兵断桥拒倭，“久之复修筑”。清康熙十六年至十七年（1677—1678），郑经部队在攻击(gōngjī)清军时，曾两次(cì)炸断石笋桥，“以拒追兵(zhuībīng)”。1938—1939年，日军侵华时，日机曾炸断石笋桥。兵燹不断，加上自然灾害等，使得桥梁多次(duōcì)(duōcì)倾崎、塌陷甚至崩断。也正因此，明清时期石笋桥曾历多次重修。最为人所熟知(shúzhī)的一次当是清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四月(sìyuè)，施琅将军捐俸大修石笋桥，第二年八月竣工。乡绅为此事立下《施琅主持(zhǔchí)募捐修造浮桥碑》，碑文称：“康熙癸亥，少保将军靖海侯施公(shīgōng)，平定台湾旋师，捐俸修造安平西桥、郡城南桥，以次告竣。西隅士庶复以浮桥倾圮为请，遂蒙将军捐俸千两并集绅士共成盛举。工兴于丁卯年四月，成于戌辰年八月，用志功德永垂不朽……”该碑立于康熙二十七年，现存于江岸边。

王恕思所撰《重修(chóngxiū)石笋桥记》碑

清雍正四年（1726）、嘉庆十四年(shísìnián)（1809）、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，石笋(shísǔn)桥又历重修。现笋江桥南岸还保存着清嘉庆十四年的《重修石笋桥记(qiáojì)》桥碑。

石笋古桥与笋江新桥(xīnqiáo)并列于江（泉州晚报资料图）

1956年，泉州遭遇大水灾，为改建石笋(shísǔn)桥桥梁，桥上石刻、石建筑、塔幢等被拆除。1998年，在古石笋桥上游建起(jiànqǐ)了笋江(sǔnjiāng)大桥，顺利承接起石笋桥沟通南北两岸的(de)“要道”功能。时至今日(shízhìjīnrì)，古石笋桥仅存一两截残段，立于笋江粼粼的清波之上，兀自述说着这里的辉煌往事。

泉人(quánrén)与蕃商友谊见证物

“江树离离若可齐，江门之水下浯溪。诸峰返照潮声(cháoshēng)远，万户沧洲烟火低。来听渔歌鸥泛泛(fànfàn)，去随秋色(qiūsè)草萋萋。道人(dàorén)那得伤心恨，一任西山送日西。”这首诗出自明代晋江诗人庄一俊之手。诗中描绘的景色极富画面感，又带有忧思绵远的感伤，让人读来不免有些神驰天外。但可能很少人能猜到(dào)，这首诗描写的是泉州古桥顺济桥的秋景。

顺济桥曾是出入泉州(quánzhōu)古城商业区的主要通道（泉州晚报资料图）

顺济桥遗址位于(yú)泉州古城南门德济门外，横跨晋江两岸，以近顺济宫（天后宫）而得名，又称浯渡桥(dùqiáo)、新桥等。该桥于南宋嘉定四年（1211）由泰宁状元、泉州郡守邹应龙主持(zhǔchí)建造，沿用至20世纪。

德济门外的(de)晋江(jìnjiāng)属浯江段。这浯江并不简单，它“横贯二里许……其地下通(tōng)两粤，上达江浙，实海国之(zhī)冲衢，江城之险要也”。这里汇聚(huìjù)了桃源、武荣诸山流，一到下雨天，江水便会暴涨，“巨浪拍天”。古时要在这样的江面上建一座石桥，谈何容易(tánhéróngyì)！但邹应龙及时汲取了宋代洛阳桥建造(jiànzào)的成功经验，在“维桥之前，累石为堡，以临重渊”，于(yú)河床内抛填块石和条石(tiáoshí)固定基础。造桥需要大量资金，邹应龙在建造顺济桥(shùnjìqiáo)(shùnjìqiáo)时，向蕃(fān)商发出(fāchū)号召，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。而(ér)蕃商也没有让邹知州失望，慷慨解囊，踊跃捐资，解决了顺济桥资金的燃眉之急。资金一到位，邹应龙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造好了顺济桥。顺济桥是以太守邹应龙主持、驻泉蕃商集资、泉州工匠打造的方式建设而成的，其本身就是泉州人与外国商人友好往来的见证。据资料显示，古时顺济桥在桥北还特设段木梁吊桥，有警即吊起，以御敌寇。并筑有桥头堡，置戟门，昼开夜闭。南端桥堡上勒有“雄镇天南”四个大字。

顺济桥建成后历代多有修缮，泉州名人顾珀、何乔远(héqiáoyuǎn)、黄昌遇、怀荫布、萧汉杰等，皆(jiē)曾为之作《记》。嘉靖十四年(shísìnián)（1535），在泉州知府王士俊修缮顺济桥后，顾珀为之撰《顺济桥碑记》称：“镇南门外有浯江。江，百溪汇也。江之横二里许，亘江(gènjiāng)之横虹跨于(kuàyú)其上而石之，是为顺济桥。宋嘉定四年（1211），实始(shíshǐ)之……”清楚记述了顺济桥的始建时间。

明万历四十年（1612）夏，晋江县令(lìng)陈宜苏捐俸倡修顺济桥(shùnjìqiáo)，安溪名士詹仰宪主修，越年春竣工。何乔远作《重修浯渡桥记》记述此事。碑文称颂陈宜苏在修桥(xiūqiáo)中“为(wèi)之详计”之功，另赞詹仰宪“居则布德惠人，动则舍力为公”。

清乾隆(qīngqiánlóng)(qiánlóng)十五年（1750），顺济桥(shùnjìqiáo)因水涨而桥断两道，第二年由泉州知府黄昌遇主持修缮。乾隆十七年（1752），溪流湍激，该桥复圮，双孔通桥栅亭尽坍，黄昌遇于乾隆十八年（1753）七月复修，第二年十二月(shíèryuè)竣工。此后，黄昌遇亲撰《重修顺济桥记》并勒于(bìnglēiyú)碑。

清乾隆(qiánlóng)二十二年（1757），顺济桥复圮，泉州(quánzhōu)知府(zhīfǔ)怀荫布与(yǔ)晋江知县干从濂，委托贡监生李保、柯廷锡大修；乾隆二十四年(èrshísìnián)（1759）八月告竣。怀荫布自撰《记》并勒石，碑文称：“夫出险履夷，爱民之心也；兴废举坠，长民之责也。当日邹公俶造即有望于后人之缮修。今也费以累千(lèiqiān)，迟以岁月，上下交励，绩用底成。继自今官斯土者先事图维，因时葺治。俾往来如织之赤子，永免病涉之虞焉(yān)，是尤予所望于后人者也。”将修缮桥梁的意义，说得明明白白。

遗憾的是，以上四方重修碑皆已佚失，碑文散见于清乾隆《泉州(quánzhōu)府志》、清道光《晋江县志》等志书内(nèi)。而今，顺济古桥也仅剩部分桥面和桥墩，在它的身畔早已屹立起顺济新桥。或许，人生如桥，碑如人生，有得(dé)必然也会有失。只是(zhǐshì)岁月沧海横流，总能留下某些痕迹。

刺桐(cìtóng)港黄金岁月的标志

历代以来，铺路修桥被普遍视为行善积德、功德无量的公益“众筹”事业。南宋僧人(sēngrén)道询一生(yīshēng)造桥200余座，其中数座还是(háishì)古之名桥。景炎元年(1276)，他(tā)还被赐号“灵应大师”，其人生履历堪称传奇。

普济桥(pǔjìqiáo)渡(dù)，又称浔(xún)尾桥、无尾桥，位于泉州后渚港北侧（今丰泽区城东街道浔美社区一带）入海处的(de)海上。普济桥渡的建造，是道询急民众之所急、解民众之所困精神的又一次体现。南宋(nánsòng)王象之在(zài)《舆地纪胜》称泉州“水路据七闽之会，梯航通九泽之重”。南宋绍兴年间（1131—1162），刺桐港“通互市于海外者，其国以十数”。海外贸易的激增，是泉州刺桐港迎来“黄金岁月”的标志，这也推动了与港口配套(pèitào)的设施的建设。据文献载，南宋宝庆元年（1225）前后(qiánhòu)，后渚港番船(chuán)云集，桥渡吞吐量有限，装卸货码头严重不足，造成海上贸易的诸多不便。宝庆二年（1226）春，道询主持募捐建造普济桥渡，绍定三年（1230）夏(xià)竣工并投入使用，缓解了后渚港码头海上贸易装卸货的紧张状态(jǐnzhāngzhuàngtài)。

“宝塔亭路”碑与“普济桥渡”碑是道询建造普济桥渡的见证(jiànzhèng)物

所谓“桥渡”，即伸入海(rùhǎi)中的码头。相传普济桥渡长约七八百米，石桥东侧古有一座航标塔。此桥专供(zhuāngōng)海船装卸、交易货物使用。在(zài)现今浔美社区的青莲寺中，仍存两块石碑(shíbēi)。一块正面碑额镌“普济桥渡”；另一块碑额镌刻“宝塔亭路”。碑刻内容记录僧人道询(dàoxún)主持建造普济桥渡和宝塔亭路时的捐款人及捐款额。“宝塔亭路”碑的碑文记载称：“宝庆丙戌（1226）季春始约，绍定庚寅(gēngyín)（1230）孟夏圆成。主缘道询谨题(xúnjǐntí)。”这是道询建造普济桥渡的见证物。

在修建普济桥(qiáo)渡之后，道询又相继建成了弥寿桥、清风桥、登瀛桥等桥。累累功绩，言之难(yánzhīnán)尽。

“开闽文宗”吟啸之地(dì)

吟啸桥保存较好(hǎo)，仍可通行。

吟啸桥，俗称“隐龟桥”，位于晋江市梅岭街道(jiēdào)双沟(shuānggōu)社区内，其址在潘湖南畔。该桥始建于唐(táng)，最初为(wèi)木桥，据明万历《泉州(quánzhōu)府志》载，建造者为日映禅师（清乾隆《泉州府志》记为日辉禅师）。后来刺史王延彬、余廷英相继修葺。宋咸平年间（998—1003），“邑人王养及僧行珍始为石桥”。

“吟啸(yínxiào)”之名据说与“开闽文宗”欧阳詹(zhān)有关。《福建通志·卷8》载曰(yuē)：“桥以欧阳詹尝游憩啸咏于此，故名。”相传欧阳詹少时读书龙头岭（位于吟啸桥西北的(de)紫帽山侧），往来潘湖村，必经此桥，常在桥上吟啸。

宋时，吟啸桥是南北陆上交通要道。往北经御赐桥、新桥入泉州(quánzhōu)城(chéng)，再出城北洛阳桥，便可通达福州(fúzhōu)；往南经古陵，过康店驿，可达漳、厦。

明人庄一俊曾作《咏吟啸桥》诗云：“欧子考盘处(chù)，潘湖是故村。偶寻山水迹，乘兴到桥门。逝者空怀古，鸥来欲断魂。平田野望阔(wàngkuò)，吾此驻(zhù)黄昏。”

清代《重修吟啸桥记》碑(bēi)

如今，在吟啸桥北立有一方(yīfāng)《重修吟啸桥记》碑。该碑由清代文林郎庄文进撰文，于清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立。碑文记述乾隆三十二至三十八年（1767—1773）重修吟啸桥的经历，并(bìng)录有捐资人名百余。通过该碑可知，当时重修是由晋江司训李保首倡，他(tā)“料工召匠，指画成规，并捐金为倡”。倡修者(chàngxiūzhě)还包括生员李瑚琏，同时有赴(fù)台湾垦荒致富的中宪大夫、乡绅吴洛捐资助修，该碑也成为晋江与台湾渊源研究的实证。此外，碑文首段即(jí)对“吟啸”之名来历加以阐述：“昔欧阳行周（欧阳詹(zhān)）先生(xiānshēng)居潘湖，常乘小舟(xiǎozhōu)往来吟啸于烟浦之下，后人因以名其村与桥。桥以(qiáoyǐ)‘吟啸’名，志前贤旧迹也。”

传奇名将(míngjiàng)兑现儿时心愿

濠溪桥，又名龙津桥、河市桥，位于洛江区河市镇河市村、霞溪村之间，由僧人宗爽始建于北宋大观年间（1107—1110），原系木梁桥，后遭火毁；南宋绍兴年间（1131—1162）重建，名“濠溪桥”；嘉定六年（1213）杨炳又重建，改名龙津桥；明隆庆三年（1569），抗倭名将、都督俞大猷(yúdàyóu)捐俸重修(chóngxiū)濠溪桥，将其建为石梁桥。古桥原为6墩7孔，其中有5个船形墩，每孔架上石板梁5根，每根(měigēn)石板梁重(liángzhòng)约4.8吨。1959年，濠溪桥进行加固(jiāgù)改造，使桥面(qiáomiàn)整体抬高约1.68米。后来又进行第二次(dìèrcì)拓宽改造，在上游桥墩的轴线上架起7根辅助(fǔzhù)柱(zhù)。

俞大猷(yúdàyóu)(yúdàyóu)出生于河市，重修濠溪桥是他情系桑梓的(de)一种表现。濠溪桥头的观音庙旁迄今仍存有明、清重修碑三通。其中一方是俞大猷亲撰的《重建濠溪桥碑》，该碑(gāibēi)碑文记载了(le)他重修濠溪桥的因缘故事：大猷9岁时，有一天随父亲俞广赞(yúguǎngzàn)到叔祖父家(jiā)探亲。路过濠溪桥头，看到始建于宋的濠溪桥只剩下孤零零的桥墩，溪上无梁木可行，行人只好蹚水涉险过河。一问，方知是几天前樵夫不小心将桥板烧毁了。大猷见此情形便立誓说等自己长大后，必要重建此桥，以利行走。人小志向大，俞大猷这番话获得父亲的鼓励，而(ér)他也悄然谨记于心。隆庆年间，因抗倭扬名(yángmíng)的俞大猷官封右都督，捐俸建造了濠溪石桥，既是安慰父亲在天之灵，也是了却儿时心愿，为家乡人民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。该碑书体端庄凝重(níngzhòng)，结构严谨，是研究俞大猷及闽南(mǐnnán)桥梁历史(lìshǐ)的重要物证。

俞大猷为(wèi)帅时，在福建与广东等地与戚继光联手抗倭，曾大败(dàbài)倭寇于兴化城，又与倭寇战于(zhànyú)广东的饶平、惠州、潮州一带，使倭寇一听“俞家军”至，闻风丧胆。时人将他与戚继光并称为“俞龙戚(yúlóngqī)虎”，是流芳百世的抗倭英雄。他与濠溪桥的故事，为名将传奇再添注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