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非遗遇见俄罗斯青年 曲阜研学开启文化交融新旅程

中国古代原有(yǒu)犀(xī)牛，亦产犀角(xījiǎo)，华南以及华北大平原上(shàng)都曾出现，且人们能清晰地认识到其特殊价值。《尔雅(ěryǎ)》记载：“南方之美者(zhīměizhě)，有梁山之犀象焉。”郭璞注《尔雅》引《吴录·地理志》提及：“武陵阮南县以南皆有犀。”又(yòu)注《山海经》引《范子计然》说道：“犀角出南郡，上价八千，中三千，下一千。”然而，犀牛作为珍稀动物，大多仍需从海外引入。西汉学者桓宽曾在《盐铁论》中就此论述：“犀象虎，南夷之所多也。……中国所鲜，外国贱之。” 两千多年前，张骞执节西行，凿通(tōng)了连接中原与欧亚大陆的(de)文明廊道，同时带回了一批令汉朝(hàncháo)皇室惊叹的“殊方异物”，除了明珠、汗血宝马、狮子等，还有一种来自热带丛林的神秘奇物：通犀。颜师古在《汉书·西域传》中引如淳注说道：“通犀，中央色白，通两头。”这种犀牛因角质(jiǎozhì)中一条(yītiáo)贯通首尾的白色纹理而得名。 约千年后，唐代诗人李商隐在《无题》中(zhōng)写下千古名句：“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”如今(rújīn)，我们常借此句形容人与人之间的默契，却不知其溯源(sùyuán)系于一条贯通古今的“通天纹”。诗中的物质世界遍布着(zhe)文化隐喻与象征。这种“异物”如何通过隐蔽的物性(wùxìng)映射时人的意识形态，又(yòu)如何以其审美诗性来建构特定的象征秩序？为何“灵犀”指向心意相通？答案就藏在一段跨越千年的物种传奇与文学(wénxué)想象中。 “鸡璧”与曹氏父子：注入最初(zuìchū)的文学基因 在(zài)公元3世纪的洛阳宫廷，曹丕仿照曹操，监制了一把特殊的“百辟宝剑”，谓其“饰以文玉，表以通犀”（《典论》）。这(zhè)把剑上，便运用了神秘的通犀装饰。以犀为剑饰，似乎(sìhū)是汉魏(hànwèi)王族的定制。根据《东观汉记(jì)》记载，陈遵破匈奴，汉帝曾以“驳犀剑”赐之表彰其功。 又(yòu)有传为曹植所作的一首《乐府歌词》写道：“所赍千金之宝剑，通犀文玉间(wényùjiān)碧玙。翡翠饰鸡璧(bì)，标首明月(míngyuè)珠。”以往，人们常将其中的“鸡璧”译为美玉，认识多不清晰。范常喜先生近年(nián)考证：“鸡璧”应为“鸡辟”，“很可能(kěnéng)是一种与‘通犀’‘碧玙’‘翡翠’‘明月珠’等相类的装饰材料（见《“鸡璧”新证》，《文学遗产》2021年第4期）。 实际上，“鸡璧”并非是与“通犀”相似的材料(cáiliào)，而(ér)就是蛮方贡品通天犀。 1963年洛阳曹魏墓(mù)出土的(de)石牌上(shàng)，“鸡辟挍短铗”的刻字，为这个千年谜题提供了实物证据。作为明器签牌，石碑上的铭文标注了墓主人的陪葬品，其中(qízhōng)有一把“鸡辟”校饰的短剑。另外，青岛土山屯汉墓出土的遣册木牍(mùdú)上，也有“鸡辟佩刀(pèidāo)一”的记录，对应墓主头旁出土的一具佩刀。“鸡辟”大概率是“辟鸡”的倒讹，意味使鸡群避退。《抱朴子》谓：“南人(nánrén)或名通天犀为骇鸡犀。以此犀角着谷积上，百鸟不敢集(jí)。”通天犀因具有这一神奇功效，故又被称为“鸡骇犀”或“骇鸡犀”。 洛阳曹魏大墓出土(chūtǔ)石牌拓片(tàpiàn)M1∶1 资料来源：李零《洛阳曹魏大墓出土石牌铭文分类考释》，《博物院》2019年第5期 通犀(tōngxī)宝剑成为帝王彰显天命的神器，尤其与两个关键词有关。第一，“祥瑞”。《宋书·符瑞志（下）》记载：“鸡骇犀，王者(wángzhě)贱难得之物则出。”直至唐代，“骇鸡犀”仍然见于(jiànyú)《唐六典》记录的百余种(bǎiyúzhǒng)符瑞中，并与珊瑚钩、戴通璧、玉瑠璃等饰物并列为“上瑞”。第二，“辟邪(bìxié)”。曹丕在《大墙上蒿行》一诗中歌颂宝剑“驳犀标首，玉琢(yùzuó)中央。帝王所服，辟除凶殃”。受礼制规范、社会心理(xīnlǐ)等多重元素影响，避祸(bìhuò)、辟邪，自古是君王制造武器时极看重的功用(gōngyòng)。《抱朴子》中曾提到犀角的一个特殊功用：辟毒；唐人诗文中，还提到犀角有辟尘、辟水、辟邪等功能，似乎具备“百辟”特性。 加灵威之物“通犀”于刀剑，希望对宝剑(bǎojiàn)功能(gōngnéng)有所增益，这与曹氏父子命人制作(zhìzuò)“百辟刀”“百辟宝剑”，为“百炼利器，以辟不祥，摄服奸宄者也”（曹操《内诫令》）的初衷也相合(xiānghé)。曹操父子对通犀的偏爱，并非因为类似志趣或爱好偶然为之，而是暗含着政治(zhèngzhì)隐喻。二人深谙神剑叙事与王权(wángquán)内涵之关联，因而将(jiāng)这种行为作为论证合法“天命(tiānmìng)”的政治实践。运用稀有、贵重、充满灵性且能辟邪的“通天犀”制作的神剑，也就作为了崇尚王权，或者说能为王权加注(jiāzhù)神性的器物。这种将异宝与皇权捆绑的书写传统，为通犀注入了最初的文学基因。 从“王者(wángzhě)之佩”到“腰间风流”：唐代犀带的权力美学 流转至盛唐，通犀的(de)身影从剑鞘移到了腰间。贞观年间，随着西域丝路和海上丝路贸易的繁荣，犀牛和犀角制品(zhìpǐn)开始(kāishǐ)大量出现(chūxiàn)。元稹《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·驯犀》诗句“行地无疆费传驿，通天异物罹幽枉”，指的就是通天犀在代宗时由林邑入贡、被圈养在深宫林中。 根据《新唐书》记载，林邑国曾向唐太宗进献十一枚“通天犀”。珍贵的犀角(xījiǎo)被制成各种饰物。男性(nánxìng)所用的腰带，尤其成为官员(guānyuán)品级的标志。据文献，六品以上(yǐshàng)官员才能佩戴犀角装饰的腰带。六品以上官位不同，犀带亦要有所区别，通天犀是最高级别官员的装备。 《新唐书·郑畋(zhèngtián)传》：“文宗即位，以四方车服僭奢，下诏准仪制令，品秩勋劳为等级。……诸亲朝贺宴会之服：一品(yīpǐn)、二品服玉及通犀，三品服花犀、斑犀(bānxī)。” 《唐会要(yào)》：“（太和六年六月(liùyuè)敕）一品二品许服玉及通犀，三品许服花犀斑犀及玉。” 只有一品(yīpǐn)、二品官员才能佩戴(pèidài)“通犀带(tōngxīdài)”，三品以下只能用“花犀”“斑犀”，足见通天犀带的至高荣耀。李德裕曾专门写作《通犀带赋》： 君子以良玉比德，岂不以温润而近人。惟骇鸡之至宝，亦含章而可珍。……剪截本末，发挥藻缛。砥(dǐ)若砺金，剸如切玉。析以为(yǐwéi)带，加之盛服(shèngfú)。御之则附身，褫之则韫椟。似达人之卷舒，不专玩乎掌握。矧乎白璧虽美，尚不掩瑕(xiá)。 华丽异常的(de)异域贡物，既作为显臣(xiǎnchén)权力的文学象喻，又展示出唐代士人在摹物、咏物时着重表现的儒家器物观。器物的价值在于用料的考究、精湛的工艺，更要有精神的共鸣(gòngmíng)、审美的愉悦。 白居易(báijūyì)对通犀腰带的关注尤甚。他在《杂兴·其三》一诗中以“冠垂明月珠，带束通天犀”来(lái)描写吴王的奢侈装扮，又在《寄献北(jìxiànběi)都留守(liúshǒu)裴令公》中，以“通天白犀带，照地紫麟袍”，描绘宰相裴度的威严形象。 这种腰带(dài)的(de)形制极为讲究：犀角被(bèi)切割成规整的“带胯(kuà)”，作为扣饰附在(zài)革带或皮带上。白居易《和春深二十首·其四》吟诵：“何处春深好，春深方镇家。通犀排带胯，瑞鹘勘袍(kānpáo)花。”诗写暮春时节于节度使府邸踏春的高阶官员，腰佩通犀腰带，犀饰规整排列(páiliè)在带胯的排方底座之上。日本正仓院现保留有一御制“斑犀偃鼠皮御(píyù)带”。皮带主体虽已腐坏，以犀角制作的“巡方”和“带柄”装饰仍保存完好。由此可窥千年犀角带胯的精工纹样，再现唐诗“通犀排带胯”的历史场景。 白居易对于“通天犀带”的(de)书写，虽然和曹植吟咏“通犀宝剑”的目的有所区别，但都(dōu)可(kě)视为以摹物来体现权力关系并寻求精神价值的创作途径。唐诗中的“通天犀”“金鱼”“麒麟衫”等，都是官职、地位(dìwèi)与(yǔ)荣耀的象征。唐代诗人对其反复吟诵，是士人对“物以彰身”和“托物言权”传统的复刻和延续(yánxù)，强化了时人对特定物质文化身份的认同。 斑犀偃鼠皮御带 现藏(xiàncáng)日本正仓院 对犀胯的追捧热潮，自唐代至五代持续近三百年(sānbǎinián)。通犀带的流行，侧面折射出唐代的开放气象。敦煌曲子(qǔzi)(zi)词中，曾描绘远藩向王庭进贡的犀带“尽是(shì)通天鸟兽形”（《水鼓子·二二》）。通犀带不仅是权力符号，更成为盛世浮华的注脚。 除此之外(chúcǐzhīwài)，男性还使用“犀簪”，作为荣耀的象征。同时，诗(shī)歌显示，晚唐(wǎntáng)女性佩戴的“犀簪”，也成为美饰(měishì)的一种。还有犀角制成的梳子“犀梳”，也颇为流行。段成式有诗《戏高侍御(shìyù)七首·第六》吟诵：“诈嫌嚼贝磨衣钝，私带男钱压鬓低。不独邯郸新嫁女，四枝鬟上插通犀(tōngxī)。”诗中的邯郸倡是(chàngshì)一位舞艺精绝的佳人，从“带男钱”之举来看，她佩戴的通犀簪钗（或通犀梳），很有可能就是与其关系亲密的高侍御赠送的。 从“骇鸡犀”到“灵犀一点(yìdiǎn)”：异物成为心灵密码 据(jù)《抱朴子》，以通天(tōngtiān) 犀角“盛米置群鸡中，鸡欲啄之，未至数寸，即惊却退”。事实上，犀角骇鸡(hàijī)的说法早在先秦就有了。但(dàn)通天犀能“骇鸡”的原理，和它独特的贯通花纹或辟邪(bìxié)功能都没有直接关系。《抱朴子》曾记载，犀角在黑暗中会发出光芒“赫然如炬火”。而《太平广记》中也记录，宝历元年南昌国进献的一枚夜明犀，“其状类通天犀，夜则光明，可照百步”，可见此类(cǐlèi)传闻能照明的异域奇珍，曾广受瞩目(zhǔmù)。 在唐代诗人的笔下，“通犀”的功能从实用转向想象。白居易《驯犀》诗中，“驯犀驯犀通天犀，躯貌骇人角骇鸡”的描述，既(jì)(jì)保留了犀角“骇鸡”的传说，又暗指贡犀背后的政治讽喻。驯犀最终因无法适应北方气候而(ér)死，这些“通天异物”如同双刃剑，既象征着王朝的强盛，也暗含“远物易折”和(hé)“违天逆时”的为政警示(jǐngshì)。 清·犀角雕梅花(méihuā)簪 现藏上海博物馆 诗人对(duì)通犀“通灵”特质的(de)不断开掘和想象，又使其内蕴超越物理属性，衍化为经典的文学意象。元稹《酬(chóu)东川(dōngchuān)李相公十六韵(yùn)》以“因持骇鸡宝，一照浊水昏”，暗喻犀角(xījiǎo)光芒可穿透世俗迷雾，明辨真相。白居易《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》中“唯有沅犀屈未伸，握中自谓骇鸡珍，三年不鸣鸣必大，岂独骇鸡当骇人”尤为(yóuwèi)精妙，“骇鸡”之典既暗合贾沅犀姓名，更借犀角“骇人”之性(zhīxìng)，比喻才子不鸣则已、一鸣惊人的惊世才华。“骇鸡”的内涵，由此从形容犀角转向赞美人才，诗人借此将通犀的物理特性升华为人生哲学。 以物性(wùxìng)的“拟声达意”来抒写人情，正是(zhèngshì)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抒情形态。 晚唐韩琮（韩常侍）《为御史衔命出关谳狱道中看(kàn)华山有诗》亦有“野麋蒙象暂如犀，心不惊鸥角骇鸡”之句，以“角骇鸡”写(xiě)奇特物象带来的内心震撼。后世“骇鸡”寓意更趋近(qūjìn)“骇人”，常与赞颂人才关联。如仇兆鳌注(zhù)杜甫《秋兴八首》引陈廷敬言(yán)，称其章法“分之如骇鸡之犀，四面皆见；合之如(hézhīrú)常山之阵，首尾互应(hùyīng)”；钱谦益亦评杜诗“如骇鸡之犀，四面皆见”。二人皆以此物性，盛赞杜诗章法严谨浑厚、言必有物。 公元835年的一个春夜，李商隐在长安写下《无题》诗：“身无彩凤双飞(fèngshuāngfēi)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”，让“通犀”彻底摆脱了权力与祥瑞的枷锁，成为人类情感的终极隐喻(yǐnyù)。他巧妙截取了犀角“一点贯通”的物理特征，将(jiāng)其转化为人类情感中“心意相通”的精神(jīngshén)符号。当其他诗人(shīrén)还在描写华贵的通犀腰带(yāodài)时，李商隐却透过表象，捕捉到犀角纹理与人类心灵的微妙共鸣。由此，“通犀”被植入了个体化的精神印记，完成了向(xiàng)“灵犀”的转化。 犀角上的(de)“通天纹”曾(céng)被视为“天人感应”的象征。李珣《海药本草》称“胎时(shí)见天上物命过(guò)，并形于角上”，认为犀牛怀胎时看见天上神物而被感应，其子便角生神纹。这种犀角能“与天联通”的灵异认知，使其成为沟通人神的媒介(méijiè)，赋予了它浓厚的神秘色彩。这构成了李商隐运用这一物象的文化基础。 人对物的(de)综合感知通(tōng)常始于视觉，李商隐很可能还亲眼(qīnyǎn)观察过真实的通天(tōngtiān)犀角，因而能将通天犀的物理特性（象征联通的白纹(báiwén)）极致地融入抒情机制。驯犀表演曾是唐代宫廷的娱乐活动之一(zhīyī)，直至晚唐仍然流行。作为异域贡兽的犀牛或其角，应是他(tā)可接触的“异物”。当诗人凝视恋人眼波，或感怀心意阻隔时，犀角上的神秘白纹，便成为触发灵感的具象纽带。相隔画楼桂堂的恋人，虽无彩凤双翼，心意却如犀纹般能在神秘瞬间“一点通”。 对“物性”的诗意提炼和“以物(yǐwù)观心”的书写，让通犀从原本稀有的珍奇异宝，变成了承载人类情感的容器，成为中国人表达默契(mòqì)与共鸣的文化密码。李商隐以后(yǐhòu)，以通犀为媒介的歌咏凝聚成了较固定的审美联想(liánxiǎng)。 唐人在“体物”的(de)叙事视角(shìjiǎo)上逐渐多元化，从而使“因物致理”或“以物共情”的途径更加丰富。“物质(wùzhì)(wùzhì)”通过文化象征参与社会秩序建构。唐诗中的“通犀”，作为文化象征与政治事件、冠服制度、宫廷仪式紧密关联(guānlián)，无疑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不断融合、彼此扩容、互为馈赠的一个缩影和典范。 （作者单位(dānwèi)：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）